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10月以来，全球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多次刷新最高纪录。截至10月23日，大部分欧美国家正面临疫情反弹的严峻挑战，不少国家已宣布“第二波”疫情的来临。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警告“第二波”疫情可能比“第一波”更严重；意大利总理孔特表示不排除再次“封国”；西班牙成为欧洲第一个确诊人数突破百万大关的国家；德国已有近三分之一的地区成为“疫情热点地区”，疾控机构科赫研究所（RKI）强调局势已达到“非常严峻”的地步；法国宵禁政策扩展至54个省份；英国感染人数突破81万，政府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专家埃德蒙兹建议“英国应全境立即严格管控”。

与此同时，意大利米兰Sacco医院传染病科负责人点出了一个欧美防控的痛点——“也许除了中国，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卫生系统可以做到全面追踪这一点”。意大利今日网就第二波疫情的发表了一个有趣的观点—— “（在中国）‘二次疫情’只是出现在报刊媒体上，讲述的则是其它国家的困境”。鉴于在欧美，会展业与旅游、餐饮和酒店一样，是与疫情防控成果休戚与共的行业。疫情的复发和恶化或许会对未来的会展业产生潜在的局部结构性转变。

自9月以来，国际会展界有两次重量级的讨论，分别是9月由国际会议中心协会（AIPC）年会策划的G3主席辩论，国际展览业协会（UFI）、国际会议中心协会（AIPC）以及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三大协会主席线上讨论；以及10月21日，国际展览物流协会（IELA）举办的受邀嘉宾阵容最为豪华的一次线上研讨会—Bold Leaders，包括慕尼黑展览首席执行官 Klaus Dittrich、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梅董事总经理李玉霞、英国塔苏斯总经理Douglas Emslie、英富曼执行副总裁Michael Duck、科隆展览高级副总裁Denis Steker、班加罗尔国际展览中心首席执行官Anbu Varathan、UFI首席执行官贺庭凯等10位研讨嘉宾出席。结合讲演嘉宾的分析，笔者观察发现，行业潜在的结构错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东亚重心愈发突出。根据班加罗尔国际展览中心首席执行官，新任UFI主席Anbu Varathan的数据分享到，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远东，尤其是中国的防疫工作相对要比欧美等其它地区较为突出”。当集团业务版图覆盖全球的时候，区域性的收支管控自然成了总部收益管理的关键。Michael Duck分享到，在过去数周，英富曼成功在中国、日本、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举办不同的展览，线上的展览即将在中国香港推出。同一时间的欧洲，情况则大相径庭。Klaus Dittrich提到从现在至今年年底，慕尼黑将不会有任何展览举办；杜塞尔多夫展览代表Ian Hume分享了其某线下展览的参数——相较去年仅有50%的展商、70%的预定面积和40%的展会观众。

二、“全球—区域”化迹象呈现。会展项目的全球—区域化（Glocal/Global-regional）最容易体现在国际峰会上，今年UFI全体大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峰会在欧洲、亚太、美洲和中东非洲四地线上与线下不完全同时举行。法国智奥服务的不少ICCA大会出现地区分拆，主会场同步直播的模式。 Klaus Dittrich大胆猜想，“或许我们正在处于‘全球领先’的展览理念的末期”，未来或许会向“洲际/区域”领先的展览理念过渡。从全球总部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这其实不难理解，一方面母展过往高高在上的地位或许会因为国际出行受限而被迫下降，另一方面区域性子展迫于回流资金的压力将会获得更多的支持。

三、会展相关政策愈发重要。梅李玉霞介绍，在香港业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政府推出会展激励政策，展览方面，政府补贴100%场租费，不论国际或本地与否；会议方面，政府补贴400人以上的国际峰会的100%场租费。随着疫情的稳定以及政策的刺激，目前香港会展中心至年底已有约20个展览确认举办。对于区域性的跨国流动，旅行泡泡（Travel bubble）政策未尝不是一个缓兵之计。旅行泡泡政策最初由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所创，是用于深化三国的“自由行”政策。在后疫情期间，新西兰与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亦建立起旅行泡泡。简而言之，两地旅客只需要接受两地互认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并呈阴性结果，往来两地时可不受任何限制。在保证疫情防控的前提下，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对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会展项目的部分压力。

事实上，没有人知道疫情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从高纬度地区向低纬度地区恶化，但会展业最为致命的打击是行政命令关停。在“先救人再救经济”还是“先救经济后救人”的原则性问题上，我们的立场不能含糊。但欧美会展业界目前明显感到来自政界的巨大压力。向政府重申商贸会展活动与一般性大型集会的性质不同，强调会展主办方会强制登记所有人士，包括展商、观众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资料信息，强制要求佩戴口罩；场馆切实做好通风、消毒、保证防疫用品供给等再次成为必办事项。